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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历历史:顺丰机场落户鄂州背后故事

  • 小编:鄂州  来源:  点击:909
  • 2020-03-25 09:24: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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亲历历史:丰机场项目落户背后的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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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政府召开专题会议,研究解决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建设相关问题。省长王晓东说,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项目是国家重要生产力布局,也是湖北省“十三五”重大标志性工程,事关全局、影响深远。顺丰集团总裁王卫表示,将发挥好项目对区域经济发展、产业升级的底盘支撑和平台作用,积极配合湖北省打造航空客货“双枢纽”,实现多方共赢。这次会议的召开,鼓舞了鄂州人民,也意味着该项目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。可以想象到,不久的将来,一座国际一流的、现代化的航空大都市将崛起在湖北的东部。

 

全球第四、亚洲第一、我国唯一的专业货运机场是湖北物流核心枢纽项目的核心部分,这个机场是我省专为顺丰集团发展快递物流产业而量身定制的。顺丰集团如何牵手鄂州?作为亲历者,略作感性认知。为了讲述方便,我暂且将这个大项目叫做“顺丰项目”。

 

临近退休接重任

 

2014年10月底,市里突然通知,要将我从鄂州日报社抽调到顺丰项目专班工作。


接到通知时,对顺丰的认知,我还是陌生的。当月,鄂州顺丰项目工作专班成立,市委书记李兵亲自挂帅任组长、成员共有5名,分别是副组长吴涛(时任鄂州市副市长),专班成员江国新(时任鄂州市发改委主任),李如峰(时任鄂州市发改委副主任),谢运舟(时任鄂州市发改委交通科科长),尹新年(时任鄂州日报传媒公司总经理),另外陈少杰同志(时任鄂州市人大副主任)也带过一段时间领导工作。


原来,2014年10月,市发改委主任江国新同志在省发改委得到信息:顺丰集团正在湖北谋划选址建货运机场。江国新同志敏感地意识到这条信息的重要性。他一面向市委李兵书记紧急汇报,一面马上搜集相关信息。


而此时的现实情况是,其他兄弟城市早在一年前就着手开展此项工作,有的工作已经非常深入了。如何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?


专班开展此项工作,完全是从一张白纸开始。首先,在市委李兵书记的带领下,我们对各类信息进行分析,多次邀专家对鄂州参与项目选址进行可行性研究。专家们一致认为,鄂州在区位与产业方面确实优于其他兄弟城市。


专家的结论鼓舞了大家的信心,专班的同志迅速进入角色,用夜以继日来形容大家工作的紧迫感一点都不为过。


2014年11月,省委、省政府和顺丰集团决定扩大选址范围,我市被纳入综合比选范围。顺丰集团第一次到我市现场考察。


2015年3月11日,在全省7个备选场址“七进四”的比选中,我市取得“1+2"的"”资格,是4个场址中唯一的一个待定。跌跌撞撞,历险过关。


4月13日,省政府向广州空军司令部正式发出《关于征求对鄂州机场场址有关意见的函》。


5月9日,广州空军司令部肯定我市的比选资格。


6月11至12日,顺丰集团和省发改委在武汉召开技术评审会,对各备选场址进行综合评估,我市燕矶场址位列第一。


6月16日,顺丰集团正式知会省发改委:顺丰项目决定选址鄂州。


6月18日,国家民航局在北京组织专家对场址进行评审,燕矶场址最终获评第一优选场址。


6月24日,顺丰集团正式致函省政府,明确选定鄂州燕矶为湖北国际物流核心枢纽拟建场址。


7月8日,省政府向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民航局致函,申请将此项目纳入“十三五”规划。


2016年4月6日,国家民航局正式批复鄂州民用机场选址报告,同意将鄂州燕矶作为推荐场址,标志着顺丰项目选址阶段工作全部圆满完成。


顺丰项目落户鄂州的过程看起来很平淡,其背后的亲历是我人生中最难忘、最重要的记忆。


争取这个项目,在时间上,鄂州并不具备优势,相反是一个姗姗来迟者。争取机场项目最重要的一个环节,就是取得军方对空域使用的批准。走进项目专班,我明白了,我这个离开部队多年的空军老兵,竟被市领导赋予重任。


临近退休,给我压这么重的担子,怎么担得起?在我们历经曲折,好不容易找到选址报告编制单位,签订委托合同的时候,市内一位同志,还拍着我的肩膀说:“老尹呀,这几百万又打水漂了!”我深知这话中意味,压力山大。但是,既然组织这么信任,我只好硬着头皮和专班的同志们一起攻坚克难。

 

27天打了场硬仗

 

在这项工作中,最难的一关便是要拿到广州空军司令部批准空域使用的函。在当时的形势下,顺丰集团认为,这张函就是参加项目竞争的“门票”。拿不到这张“门票”,就意味着我们工作专班前期所有的工作全部为零。


为了拿到这张“门票”,7个兄弟市州参与比选,有的花了一年时间,最少的也用了半年。留给我们鄂州的时间有多少呢?从2015年4月13日拿到省政府第一份支持鄂州参与项目工作的函,到2015年5月10日顺丰集团设定的最后期限,仅仅只有27天。


这场硬仗,竞争激烈,压力巨大,不单我们在努力,人家也在积极拼搏。战场情势瞬息万变,敢干、担责、果断、周密,上至市委主要领导,下至普通工作人员,在工作专班的每个人身上都有实实在在的体现。


在“7进4”、“4进2”、“2进1”、又一次“2进1”的专家评审会之前,我们自己查摆问题,对照民用机场选址的各项标准、规范,分析鄂州备选场址的不足。


我们专班中没有一位是这方面的专家,民用机场选址的各项标准、规范,对我们来说更是第一次涉足。开始别说发现问题,连获得这些标准和规范都困难,得到了这些标准和规范后,读懂很难;读懂了这些标准和规范后,查找我们备选场址的问题更是难上加难。面对困难,我们不退缩。没有休息日,没有节假日,经常一起讨论到深夜、到黎明。就是在我们一次次发现问题、及时解决问题的努力过程中,我们备选场址从“7进4”历险过关后。就一次次位居专家评审得分的榜首,其中的一次定量打分,我们的得分居然比二、三名之和还要高。


从4月13日到5月10日,这关键的27天里,我们像坐山车一样,三次大起大落的经历;有吃闭门羹、坐冷板凳的时候;有被门卫拦住、进不了大门的尴尬。一次次的成功一一挫折一一再成功,把我们的内心锻炼得无比坚强。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,只有一次次从挫折中站起来,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


5月2日那天,我正在家吃饭,一位老首长给我打来电话说:“新年啦,这项工作难度太大了,又出妖蛾子了。”一听这句话,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,不自觉地狠咬一口饭,这一口磕掉了我的一颗门牙。


专班的其他同志和我一样,大家付出的情感与心血太多了。距离顺丰集团设定的期限仅剩几天时间,连“门票”的影子都没有。那一刻,我们沮丧到了顶点。


此时,市委李兵书记一面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沟通,一面安慰专班的同志们,给大家鼓劲,提振信心,让我们重新披挂上阵,直奔北京。


在北京,专班的同志们向有关首长撰写报告,表达我们鄂州的真诚之心。挑灯夜战,字斟句酌;说多了怕啰嗦,说少了怕表达不够;不同的首长写不同的汇报材料,每份材料的字体以120%的比例放大,便于老首长阅读。


在北京的5天里,我们把4份带着鄂州人民炽烈情感的材料,分别送到四位老首长的手中。


一位鄂州籍的老将军对在北京的很多老同志说:“你们看,鄂州这个项目专班里,没有一位是鄂州籍的人,却在为鄂州的发展呕心沥血,付出了这么大的努力。这种精神真是可敬可佩呀。”


在我们的真情感动之下,事情再次发生了转机。5月7日,我们终于拿到了极为重要的文件材料。


这一天,我们的时间几乎是用秒来计算的。中午11:00,我们接到军方的电话,询问当天是否能拿到省政府的函。李书记斩钉截铁地说道:“我保证下午就办出来。”


而此时,距离最快的一班飞机起飞时间仅剩一个半小时。而我们却在北京的西南郊区,从那里要用90分钟的时间赶到位于北京西北顺义区的首都机场。


当时是怎样的一番情景?当专班同志坐车赶往首都机场的时候,李如峰同志还在用手机订机票。吴涛副市长用手机起草给省政府的报告,报告起草好后,用手机传回市政府制作文件。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赶不上这趟飞机了,心急如焚。幸运的是,我们抢在关舱门之前顺利登机。大家禁不住激动地高呼:天佑鄂州!


下午3:30,专班一行抵达省政府,市政府给省政府的报告几乎同时到达。李兵书记因腿部旧伤发作,一瘸一拐,到一个又一个处室衔接文件。一个小时后,就拿到了省政府签批的函,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。


拿到函,一行人马不停蹄赶往武汉高铁站,直奔广州。上了高铁,才吃到当天的第一顿饭。这时,已经是晚上7点。


5月9日,工作专班在广州提心吊胆静候一天,5月10日终于等来了好消息,我们得到了广空司令部的承诺。


那天,广州暴雨倾盆,我们专班同志们的心情却如雨后天晴。广州空军司令部给我们吃下了“定心丸”,他们认为,鄂州空域好于其他城市,支持鄂州参与“四选一”比选,并对鄂州充满期待。


鄂州拿到了“门票”,可以入场参与公平竞争。

 

又见党的好作风

 

这场硬仗中,尽管参与竞争的兄弟城市各有优势,但说到底,最终还是人的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。在这一过程中有太多的情景令人难忘。


实际工作中,专班做到了严谨规范,走正门而不走偏门,工作到位而不越位。


见到有人对鄂州的工作挑刺、找岔时,专班的同志们情绪有些激动。这时,市委李兵书记给每个人及时发来短信,告诫大家在工作中,凡事必须合法、依规,工作交往要有君子风度,要埋头高标做事、踏实低调做人,严禁“抹黑”竟争对手,一切按规矩办。


迎检工作中,工作专班严格按照“八项规定”的精神要求,不搞拉拉扯扯,不送礼、不铺张,一切都按照规则行事,工作缜密细致,待人礼貌得体,获得了顺丰集团高层和广大专家的一致好评。不仅一次是这样,而且次次都是这样。我们的工作作风,仿佛似春雨润物细无声,无形中一次次提升了鄂州的品质,为鄂州一次次加分。


工作初期,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少杰同志带领工作专班三次进京,工作中身体严重透支,有一次差点晕倒,但他仍顽强地坚持了下来。


副市长吴涛同志家在北京,每次工作专班到了北京,他家的车便成了办公用车,而他自己则成了专班的“专职司机"。在5月初的决战关头,他五过家门而不入。唯一的一次回家,仅在家里了20分钟,便不得不与妻子告别。


李如峰、谢运舟两位同志,埋头苦干,是搜集处理资料的高手。他们的信息及时准确,为与此相关的百次会议,提供的各类材料堆起来超过两米。在广州,谢运舟同志借来了朋友的两辆私车,当成了工作专班的专车,李如峰、谢运舟同志主动当起了专车司机。


我的女儿在北京。我第一次到北京联系工作,因时间紧迫,来不及去看看小外孙。我女儿抱着小外孙赶到北京站,才让我们祖孙俩见上一面。


后来,去北京的次数多了,女儿家客厅的沙发成了我的床铺,她的私家车也成了我的公用车。


有一天,我在北京、武汉、广州三地之间来回赶路,中途在武汉歇脚的时候,突然发现一只皮鞋脱了线,鞋面与鞋底分了家。而在武汉高铁站周边怎么也找不到买鞋的地方,只好赶回鄂州。一到鄂州火车站,赶来接站的鄂州日报社社长赵德辉同志就叫我试穿新鞋,原来他自己掏钱帮我把鞋子买好了。穿好新鞋,我又踏上了征程。


21次上北京、8次下广州、两到长沙,行程7万公里、相当于走了3次长征路。一路上,曲折颠簸,大家一天吃不上一个正餐是常有之事,我们常常靠方便面或夜市摊上一碗面条填饱肚子。


印象最深的一次行程是5月10日。中午12点,我们从广空得到了承诺。李兵书记大手一挥:打道回府!一行人高高兴兴地坐高铁回家。上了火车,就把车厢当作“临时会议室”大家围坐一圈,讨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。


直到2点多钟,谢运舟同志从餐车捧回几个盒饭,一人发一盒。我们这才想起,由于太兴奋,太投入,我们连午饭都忘了。


在争取项目的过程中,我欣喜地看到,我们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。我们的李兵书记,意志如钢,专注如一,不达目的誓不罢休,和我们同吃盒饭,同坐夜市小摊吃面条,真正做到了“一块过、一块苦、一块干、一块乐”。公安部下派挂职的吴涛副市长把鄂州当成第二故乡,为鄂州发展辛勤耕耘,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在面对一次次困难和挑战,总能以大机关特有的全局眼光和宽阔胸襟,恰如其分的进行化解,是我们与军方高层沟通的第一发言人。江国新同志,深入研究我市在承接项目方面的优势,第一个提出来在我市构建多式联运交通体系的设想,赢得了各方的肯定。李如峰同志不分昼夜收集整理资料,并以他在待人接物方面特有的细腻,为我市在军地各级机关留下良好印象,为之后工作开展打开了方便之门。我以空军八航校老战友的身份,为鄂州在空军高层中呼吁呐喊。谢运舟同志任劳任怨,是我们专班的“后勤长”。专班里每位同志,各有特点,缺一不可,俨然一个“梦之队”的感觉,好像冥冥之中,风云际会,注定了我们与顺丰项目的缘分。在李兵书记的带领下,我们各司其职,密切配合,顶着巨大的压力工作,一步一个脚印,终于走向成功。

2015年,我59岁。这场硬仗打完,过半年,我就退休了。这次参与顺丰项目专班工作并取得成功,为我40年的职业生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。但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,为人民服务没有句号,永远在路上。


回忆昨天,我在想,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之后的鄂州将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?天上蓝鸟飞翔,地下客货繁忙,一座现代化的航空大都市将展现在世人面前。


到那时,我们该是多么的自豪,为我们的家乡自豪,为我们鄂州所有开拓天路的逐梦人自豪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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